玩轉中國基金

121期瞭望東方周刊/張悅

過去的20多年，中國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發展和最迅速的經濟崛起，其速度之快，大大超過了世間的預期。1983年，世界銀行發表的第一份《社會主義中國》報告曾預測，在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中國經濟增長率在每年4%左右，樂觀的估計為每年5%，在20世紀80年代下半期，中國經濟增長率在每年5%左右，樂觀的估計為每年6%，等于20世紀70年代達到的水平。1985年世界銀行發表的第二份《中國：長期的發展問題與選擇》報告，預測在1981年至2000年期間，中國適中的增長率是每年5.4%，樂觀前景是每年6.6%。實際上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7%。

中國崛起是出人意料的重大事件，誠如經濟學家鄒至莊所言，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一個人預見到後來中國經濟的迅速轉型和增長，外部觀察家的判斷都是錯誤的。

今天的中國已有如此巨變，但不等于說維持長久的可持續的高速的發展是輕而易舉的事。在中國內部，東部與西部的差距是十分明顯的。廣闊的西部能否追趕上來，決定著整個中國發展的速度與質量。中國西部與東部的差距，在某種意義上猶如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

西部，關涉到中國的全局。西部的跳躍，是中國崛起不可或缺的一環。

從歷史中汲取經驗

從經濟地理的末梢一下子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當代西部大開發，要求我們不能沿用以前的模式，必須要有新的思路。

承擔國家社科重點課題“歷史上的西部開發的反思”的蘭州大學教授汪受寬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我們課題完成後，向國家最高決策部門提了10條建議。”這10條建議大意為：必須以50年作為一個階段；對西部貧困地區要有特殊的財政補貼政策，要往東進行必要的生態移民……。

“西部開發面臨的三個制約因素：觀念、體制、人才，實際上在剛開始就存在，現在沒有取得根本改變。它們是制約西部開發的最根本的因素。”追蹤著西部六年開發歷程的中國社科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後凱，對制約西部大開發的瓶頸心懷憂慮。

魏後凱分析：官本位的觀念、計劃經濟的觀念未得到根本改變；國家投資企業的兩元結構體制與當地不融和，不能帶動當地發展，而政府的體制、市場經濟的體制也還未臻完善；人才則是個結構性、體制性的因素，有些省的人才總量和占人口百分比並不低。西部地區的人才結構是不均衡的，高度集中在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大量優秀人才高度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專業人才也不合理，高新技術、外經貿和管理人才相對比較缺乏，有很多人才在當地不能發揮作用，缺乏讓這些人才在當地發揮作用的體制。

“我們測算了一下，從2000年開始，國家投資的重點放到了西部地區。但這三個問題不解決，西部大開發難度很大，光投錢不起作用。”

這三大瓶頸中，人才是重中之重，而觀念和體制都是靠人去改變的。“西部大開發要有人實實在在去做，執行的這塊比較弱，從現在來看還是老問題。重要的是去實踐。” 武漢大學研究西部大開發多年的專家余永躍說。

這些瓶頸造成了開發過程中雖然西部也發展起來了，但東部反而在開發中獲益更大這一奇怪悖論。

“過去中央希望東部帶動中西部發展，實際上對西部的投資反而拉動了東部的經濟。”2006年3月2日上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陳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就中國第一部關于西部大開發的藍皮書《中國西部經濟發展報告2005》首發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如是說。

四川省社科院西部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世慶也對《瞭望東方周刊》記者表達了同樣的感受，她說：“我經常去東部出差，能夠明顯感覺到差距的拉大。根據我們社科院的一些調研，確實存在‘西部大開發，東部大發展’的情況。”

西部開發絕非單純經濟問題

“‘十一五’期間，西部發展如何深入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制度創新。”余永躍說，開發不發達地區經濟並不是生產要素的簡單疊加，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這些要素在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安排下才能發揮功能。

2006年1月，魏後凱完成了一份《我國西部大開發的成效及未來政策取向》的報告。

報告指出：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的建設；另一方面，又需要對西部開發的一些政策進行適當調整，加快西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一是要重視富民項目，促進社會全面發展。二是大力推進西部地區特色優勢產業發展。三是積極引導國內外民間資本參與西部大開發。

回眸西部大開發這場世紀之交興起的由中央最高層籌劃和發動、迅即獲得熱烈呼應的戰略行動，重慶大學可持續發展問題專家雷亨順說，其必要性和戰略意義非常明顯：著眼于中國的長期發展，縮小東西部差別，加強民族團結，實現三步走的戰略設想和鄧小平關于“兩個大局”的理念，是中國和平發展的關鍵支撐。

余永躍表示，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離不開安定的社會經濟秩序，而一個長期穩定的社會經濟秩序不可能在地區間、社會成員間貧富差距十分懸殊的條件下形成。區域差異過大，可能引發各地區、各民族間的利益衝突和摩擦，從而危及國家的穩定。

“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中國的西部開發絕非權宜之計，在西部尋找到國家利益新的增長點也絕非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中國國家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國家安全穩定的戰略問題。”雷亨順說。

消弭東西差距是個長時期的過程

華西村的老書記吳仁寶早在10年前就將眼光投向了西部。他在寧夏、黑龍江複制“省外華西村”，派出得力幹部，推廣他的“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國富了才算富”的理念，並為中西部20多個省、區舉辦培訓班100多期，直接培訓10000多名基層幹部，帶動10多萬人脫貧致富。

可能要通過許許多多的“吳仁寶”，中國的西部經濟才能得以壯大，就好像當年新英格蘭和南方的移民們向西部推進時，同時也把他們在原來地區中的許多觀念和制度帶了過去。

寧夏西海固地區貧瘠幹旱，環境惡劣，痛感東西部差距的吳仁寶在1995年考察後出人意料地拍板：搬遷1000戶西海固地區山民，在寧夏川區土地肥沃的地方建設一個“寧夏華西村”。缺資金，錢由華西村出。

移民的過程也是出人意料：原定的搬遷指標是1000戶居民，6000多人口，可是許多鄉民鄰帶鄰，親帶親，使最後的搬遷人口增加了一倍多，達1.4萬多人。1996年到1999年，華西村出資300多萬元，幫助西海固地區四個縣一萬多農民走出了荒山惡水，來到銀川市郊的鎮北堡地區開始新生活。

到了寧夏華西村新家後，江蘇華西村派去的幹部領著他們建簡易房，開渠修路，改造鹽鹼地；同時集體出面向銀行貸款發放給農民，買了100多輛農用車跑運輸；他們還廣為招商引資，引進外來資本創辦了30多家工廠，吸納了許多村民進廠務工。

曾經去過所有省外“華西村”的華西村副書記孫海燕很自豪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到2000年底交給當地幹部管理時，寧夏華西村里蓋了二層小樓、家有兩輛以上農用車、年收入超萬元的農家已占村民總數的10%。

每到秋收季節，西北和東北的農產品源源不斷地運往江南水鄉，不僅滿足了華西村的需要，而且做成小包裝，進入蘇南超市。人們對華西把田種到塞北和關外的決策贊嘆不已。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華西村採訪時，江西吉安和西部一些不發達地區的100多名農村青年正在華西村學習技術和管理經驗，第三個、第四個省外華西村的出現指日可待。

孫海燕說，要縮小東西部差距首先要縮小觀念差距，“中西部地區的學員一開始來的時候都極不適應，原來等、靠、要的思想濃重，等到學習半年之後，整個人的觀念都徹底扭轉過來了，扶貧先扶智、思路決定出路。”

不獨觀念差距，東西部差距是全方位的。消弭東西部差距是個長時期的過程，西部的發展與追趕，必須跨越很多瓶頸。

中國社科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後凱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2000年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老百姓確實得到了看得見的實惠。這是改革開放以來，西部社會面貌變化最大、經濟發展最快、社會最穩定的六年。” 

但根據社科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提供的數據，2000~2004年，西部12省區市GRP(地區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比東部11省市低12.3個百分點，比各地區平均水平低7.3個百分點。種種不平衡的增長格局，勢必導致全國經濟總量進一步向東部沿海發達地區集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所占比重將趨于下降，東西部地區間發展差距進一步拉大。1999 年，西部12省區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總額的比重為 17.5%，2004 年降為16.9%，比1999年降低了0.6個百分點，比1995年降低了1.3個百分點 。從人均GRP相對差距來看，自“九五”時期以來，西部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差距一直在趨于擴大。2003年，西部與東部地區間人均GRP相對差距為 61.8%，與各地區平均水平之間的相對差距為41.1%，分別比1999年擴大1.9個百分點。

2月28日，中國科學院發布的《2006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公布了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最新排名。

可持續發展能力排在前10位的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而排在後10位的毫無例外地都分布在西部地區。

隨著各地的“兩會”相繼召開，地方“十一五”規劃紛紛亮相。從已經公開的一些地方“十一五”規劃綱要來看，中西部地區紛紛調高了經濟增長目標。四川、重慶、內蒙古、吉林等，對比“十五”計劃目標，“十一五”時期的增長目標上調不小。比如，內蒙古“十五”時期的計劃增長數字是9%，“十一五”規劃的增長率則上調到13%以上(人均GDP)，上調四個百分點。無論是實際增幅目標，還是上調幅度，都屬目前全國最高之列。

理性看待區域非均衡發展

西部地區既是中國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同時也是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蘭大汪受寬教授對《瞭望東方周刊》坦言：“在西部很多地方，要吃飯又要生態，這是一個兩難。”

2005年10月17日在重慶召開的第十屆中法國有企業和農業問題研討會上傳出中國政府對這道選擇題的回答：中國將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其中，確保西部缺乏條件的地區“不發展”，成為今後進一步推進西部大開發的基本思路之一。

國務院西部開發辦綜合規劃組組長杜平在會上發言時表示，今後西部要將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優先發展和限制缺乏條件的地區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杜平尤其強調，國家將確定若幹影響國土安全的自然條件惡劣或生態敏感地區，嚴格限制人為活動和大規模經濟開發，但是國家特別是中央財政必須要為此付出合理的國土整治成本。確保這些地區的“不發展”，對于保障西部大開發持續健康協調快速發展、造福于國家千秋大業而言，就是最大的發展。

余永躍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記者，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面對的是東強西弱、南富北窮的經濟格局。在發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30年中，採取計劃配置資源的方式，將一些大的工業設施嵌入中西部地區，這就是新中國歷史上對西部地區實行的兩次具有規模的開發。

“這兩次開發壯大了西部經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東部地區發揮其優勢。” 第一次是“一五”時期以156項建設項目為核心對西部地區的建設，第二次是“三五”時期以“三線”建設為核心而進行的開發。這兩次西部開發都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通過強有力的國家計劃實現的。

第三次西部開發與前兩次西部開發顯著不同的地方是，這次西部開發是在中國贏得了寬松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改革開放20年取得了豐碩成果的情況下提出來的。因而，可以按照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實施西部開發的具體措施。這次開發還面臨著世界新技術革命、國際經濟一體化和加入世貿組織的巨大機遇，因而可以實現跳躍性發展，最終實現均衡發展、共同富裕。

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逐年加快

自 1999 年中央提出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至今已有六年多了。六年來，國家共在西部地區新開工建設60個重點工程，包括“西氣東輸”、“西電東送”、青藏鐵路、水利樞紐、交通幹線、機場建設等，計劃投資總規模達8500億元。中央財政性建設資金累計投入 4600 億元，財政轉移支付和專項補助資金累計安排 5000 多億元。其中，中央累計安排西部地區長期建設國債資金約2700億元。

按照魏後凱的研究，如果以人口分布作為參照系的話，自2000年起，中國國家財政預算內投資的重點已經開始轉移到了西部地區。在國家財政投資和國債資金的引導下，西部 12省區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明顯加快。從 1999 年到 2002 年，西部 12 省區市連續四 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也高于東部 11 省市。2003年西部地區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27.3%，雖低于東部11 省市，但高于中部八省。2004 年，西部地區固定資產投資增長 26.8%，略高于東部 11 省市和全國平均水平。

另一個顯著變化的指標是西部地區經濟增長速度逐年加快。從 1999年到 2004 年，西部地區生產總值(GRP)增長速度已連續五年逐年加快，東西部地區間GRP增長率差距已開始趨于縮小。

西部能源開發與建設正在迎來一個歷史性的大跨越，這將對中國順利實施“十一五”宏圖起到積極而深刻的影響。煤炭探明儲量中，內蒙古為2352億噸，陝西為1663億噸，分列全國第二、第三位。而陝西、山西和內蒙古三省區交界處的13個縣區煤炭探明儲量約占全國的60%，並存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水利資源一向被視為西部的獨特優勢。據統計，位于西南的四川、雲南、貴州、廣西、西藏是國內水能資源的富集區，在五大電力巨頭規劃的國內12大水電基地中，西南地區就占了七個。依據中國石油“十一五”規劃，西部地區將是其主力戰場。資料顯示，目前新疆地區蘊藏石油大約209億噸、蘊藏天然氣大約10.85萬億立方米，分別占到國內陸上油氣資源總量的25.5%和27.9%。

另外，西部已成為中國可再生能源主要實施地。按照政府計劃，到2010年將國內太陽能光電市場的應用從2005年的20兆瓦提高至400兆瓦，到2020年實現國內市場達到10吉瓦。

中國富裕西部四億人民的目標不會改變，對此，中國政府顯示了堅定不移的決心和信心。正如溫家寶總理指出，西部大開發是一個長期的重大戰略，將貫穿于中國推進現代化建設的全過程。“中央繼續推進西部大開發的戰略不會動搖，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支持力度不會減弱，西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步伐不會放慢。”

回顧中國和平發展的已有歷程，有理由期待一次真正意義上的西部跳躍會在今後幾十年內實實在在地被我們創造。

中國之于世界的影響和改變適用于西部之于中國

英國《經濟學家》周刊2005年7月30日《中國如何操縱世界經濟》引述了中國古代的一句名言： “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該周刊提醒全世界注意，中國的勞動力大軍進入全球經濟如何會發生50年、甚或100年時間最為深刻的變化。

有評論說，中國崛起類似于1870~1913年美國崛起和1950~1973年日本崛起，所不同的是，它是世界現代經濟發展歷史上人口和勞動力規模最大的崛起，也是世界上經濟、貿易和市場發展速度最快的崛起，還可能是世界上資源消耗總量最大的崛起，這是前所未有的崛起，這一崛起剛剛開始20多年，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明顯顯示，並將在21世紀前20年進一步加速發展。

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中國西部與東部發達地區還有不小的差距。差距需要通過超常規的跳躍發展來彌補。改革開放就是中國自身的一種跳躍。可以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不僅在深刻地影響中國，而且在深遠地影響整個世界，不僅在迅速地改變中國而且在廣泛地影響世界。而這種中國之于世界的影響和改變，也同樣適用于西部之于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