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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15 環球時報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
中國大牛市已得到歷史性的確認
2007年初，中國股市恢復到2400點，很多權威人士一起出來唱空：“流動性過剩造成的牛市不能持久”，“中國三分之二企業沒有達到國家標準，今年4000點是白日做夢”，等等聲音不絕於耳。然而此後中國股市的發展驗證了筆者曾經做出的預言，我們應該相信中國大國崛起的力量，中國特大的歷史性牛市已經開始。
5月份以來，中國股市又出現了一系列歷史高位：上證指數輕易站上4000點；股民人數從3000萬激增，接近一億大關；人民幣加速升值突破1：7.7。中國的股票和基金熱已普及到老齡人群、國家幹部、大學生、醫生、教師和計程車司機。中國股市出現了散戶挾持機構的局面。學者爭論，媒體驚呼，權威的“非理性”指責，管理層一再提示風險，都不能阻止中國人又一次以自己特有的“大躍進”傳統創造歷史奇迹，可以說這次大牛市已成氣候。
大家爭論中國股市是否觸發了全球股市下跌，不可想像一個市值11萬億，只相當於香港股市規模的中國A股，有這樣的能力。這種觀點是淺薄的，經濟學主要看預期不看目前。股市本來就是虛擬經濟，主要是觀念的影響力。現在的背景是全世界資本正在重估中國的價值，中國股市第一次影響世界的效應是存在的，主要不是依靠規模，而是依靠“中國崛起”概念。在今後一段時間裏，中國股市會進一步上升，並帶動全球股市走穩。即使全球股市下跌，資金也會繼續流入中國。在人民幣升值到1：6以前，一般沒有逆轉的可能。
大牛市有一定基礎
大牛市的基礎之一是人民幣升值的基本趨勢。如果人民幣名義匯率長期低估，就會産生升值預期，使國際投機資本湧入。實際上我們難以控制國際投機資本的“大進”，國家外匯儲備增長速度驚人，2005年一年增加2000多億美元，2007年第一季度就增加1357億美元。國家已採取一系列辦法阻滯外匯流動，總方向是加強外匯管制，但這些措施可以降低投機資本的流動性，但不足以改變人民幣升值的基本趨勢。這一趨勢對大牛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爲它改變了股市評估標準。企業利潤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標準，以人民幣標價的資産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在持有美元的人看來就是一個極大的獲利機會。美元源源不斷湧入中國，兌換成人民幣購買資産，使股票房地産價格攀升，以後人民幣升值了，再賣掉這些資産兌換成美元彙出，可得兩份利潤。這也是筆者說在人民幣升值到一定水平之前，中國股市還要漲的重要原因。
大牛市的基礎之二是中國高儲蓄造成的持續7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目前中國的銀行存大於貸，提高利率使資金滯留銀行也不是辦法。30年計劃經濟積累，30年改革開放，中國人用60年把GDP搞到20萬億人民幣，如果沒有突發事件，7年之後到40萬億已成定局，再有7年可望再增長30萬億，就是說，70年高速增長，其財富的大約70%是在最後14年集中湧現出來的，中國已經進入財富大爆發的時代。經濟增長快，儲蓄遠遠大於投資，外資不斷進入，資金自然要流向股市。
大牛市的基礎之三是中國企業效益的提高。有人說中國企業的制度不好，但這和股市的指數沒什麽關係。在美國有相關指標，比如建築業訂貨和開工率。這些指標的背後其實是鋼鐵、水泥、玻璃的生産，然後是運輸、電力、進口額的上升。現在中國老百姓要住房子，中國建築開工超過全世界的總和。中國各個城市的賓館、飯館被訂得滿滿的，哪個國家的經濟是這樣的？從老百姓的經濟生活就可以看出來，企業的經濟效益怎麽會不好？這和制度沒有太大關係，無非就是企業的效率低一點。此外，中國股改成功，國有股可以出售了，虧損企業也比較容易找到新的投資者，進行資産重組。“流動性過剩”給這些題材的炒作提供了資金條件，這就是爲什麽許多挂虧損帽子的企業反而漲得瘋狂，資産價格取決於預期而不是目前狀況，這在經濟學上也是有根據的。
不必談泡沫色變
經濟學主流派假設，市場經濟是均衡的，索羅斯卻不同意，他相信市場經濟一定會造成泡沫，而且勢不可擋，泡沫出現就會破裂，而恰恰是因爲這樣才有發大財的機會。因爲均衡只能獲得平均利潤率，而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崛起。事實也證明，在一定歷史時期，許多國家出現泡沫經濟和崩盤，只要搞市場經濟，就難以從根本上杜絕經濟泡沫。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的“理性人和均衡市場”理念，只是一種假設，其理想主義和脫離實際的程度比計劃經濟，有過之而無不及。
很多人往往是談泡沫色變，比如，對日元過度升值和日本泡沫經濟的評價幾乎完全是負面的，但被忽略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其實已經實現了從貿易大國到海外投資大國的轉型。更爲明顯的例子是美國2000年的股市崩盤。美國因此瓦解了嗎？美國還是照樣稱霸世界。發展高科技的風險是巨大的，但搞新經濟的300多個年輕人通過上市獲得300億美元的資金，有技術但沒有錢的人拿到了錢。泡沫雖然破滅了，但美國戰略和新科技革命卻成功了，全世界的投資者爲美國的科技創新買了單。
大牛市關係到國家發展戰略
無論健康不健康，均衡不均衡，都不能改變中國股市在未來數年的牛市格局，即使有非理性泡沫，也遠遠沒有膨脹到破裂的時候，爲防止未來崩盤，以行政手段“提前引爆”，人爲製造崩盤、熊市，使投資者損失數萬億市值，不僅會延誤了創業板和科技進步，還會被國際資本抄底，使其從中獲得暴利。
這次管理層把重點放在監管和規範方面，而不去管理指數，未來也不對指數負責，這是理智的做法。我們不必執著於指數高低，從個人角度可以關心個股的漲跌，從國家角度，則應該關心一輪大牛市過後，能夠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麽東西。把股市看成單純的“賭場”是錯誤的，這不是“零和”遊戲。在過剩的流動性和國家競爭力之間，如果有廉潔高效的審查機制，貫徹正確的國家發展戰略，就會有新的企業和産業創造出來。
在大牛市面前，國家應正確進行宏觀調控，通過積極擴容，把過剩資本引導到國民經濟需要的國防、高科技、環保、建設和諧社會方面來，比如，一部分國有資産可以劃歸社會保障基金，某些優等的教育醫療單位也可以作爲高科技企業上市，免去高昂的醫療教育費用。在股市過熱時，最有效的手段是徵收所得稅。中國股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調控餘地。此外，國家還要加強監管，堅持外匯管制，降低投機資本的流動性。真正值得我們擔憂的，是能不能制止腐敗和利益集團的私利膨脹，建立有效的審查和監督機制，堅持不斷地在擴容和資産重組過程中，剔除劣質資産，注入優質資産。只要我們把握重組質量，提高上市公司效益，就可以使中國股市長期健康地發展。
有人擔心，中國股民能不能承受股市下跌的損失？政府要經常向股民提示風險，但不能代替他們做出選擇。實際上，中國股民在經濟力量非常薄弱的情況下，已經承受了最大的一次崩盤，這就是2000年以來4年特大熊市，股指下跌了50%，股票價格實際下跌了70%以上。這已經是歷史上罕見的損失了，大家也承受了。國家和人民所不能承擔的，是泡沫經濟崩潰可能引起擠兌，爆發全局性經濟崩潰，這取決於平時積累社會矛盾的多少，也需要國家有應急的反危機措施，防止股市崩盤影響的擴散。
能否將巨大財富納入強化國家長期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軌道，這是對國家能力的真正考驗。
中國大牛市已得到歷史性的確認
2007年初，中國股市恢復到2400點，很多權威人士一起出來唱空：“流動性過剩造成的牛市不能持久”，“中國三分之二企業沒有達到國家標準，今年4000點是白日做夢”，等等聲音不絕於耳。然而此後中國股市的發展驗證了筆者曾經做出的預言，我們應該相信中國大國崛起的力量，中國特大的歷史性牛市已經開始。
5月份以來，中國股市又出現了一系列歷史高位：上證指數輕易站上4000點；股民人數從3000萬激增，接近一億大關；人民幣加速升值突破1：7.7。中國的股票和基金熱已普及到老齡人群、國家幹部、大學生、醫生、教師和計程車司機。中國股市出現了散戶挾持機構的局面。學者爭論，媒體驚呼，權威的“非理性”指責，管理層一再提示風險，都不能阻止中國人又一次以自己特有的“大躍進”傳統創造歷史奇迹，可以說這次大牛市已成氣候。
大家爭論中國股市是否觸發了全球股市下跌，不可想像一個市值11萬億，只相當於香港股市規模的中國A股，有這樣的能力。這種觀點是淺薄的，經濟學主要看預期不看目前。股市本來就是虛擬經濟，主要是觀念的影響力。現在的背景是全世界資本正在重估中國的價值，中國股市第一次影響世界的效應是存在的，主要不是依靠規模，而是依靠“中國崛起”概念。在今後一段時間裏，中國股市會進一步上升，並帶動全球股市走穩。即使全球股市下跌，資金也會繼續流入中國。在人民幣升值到1：6以前，一般沒有逆轉的可能。
大牛市有一定基礎
大牛市的基礎之一是人民幣升值的基本趨勢。如果人民幣名義匯率長期低估，就會産生升值預期，使國際投機資本湧入。實際上我們難以控制國際投機資本的“大進”，國家外匯儲備增長速度驚人，2005年一年增加2000多億美元，2007年第一季度就增加1357億美元。國家已採取一系列辦法阻滯外匯流動，總方向是加強外匯管制，但這些措施可以降低投機資本的流動性，但不足以改變人民幣升值的基本趨勢。這一趨勢對大牛市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爲它改變了股市評估標準。企業利潤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標準，以人民幣標價的資産在人民幣升值預期下，在持有美元的人看來就是一個極大的獲利機會。美元源源不斷湧入中國，兌換成人民幣購買資産，使股票房地産價格攀升，以後人民幣升值了，再賣掉這些資産兌換成美元彙出，可得兩份利潤。這也是筆者說在人民幣升值到一定水平之前，中國股市還要漲的重要原因。
大牛市的基礎之二是中國高儲蓄造成的持續7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目前中國的銀行存大於貸，提高利率使資金滯留銀行也不是辦法。30年計劃經濟積累，30年改革開放，中國人用60年把GDP搞到20萬億人民幣，如果沒有突發事件，7年之後到40萬億已成定局，再有7年可望再增長30萬億，就是說，70年高速增長，其財富的大約70%是在最後14年集中湧現出來的，中國已經進入財富大爆發的時代。經濟增長快，儲蓄遠遠大於投資，外資不斷進入，資金自然要流向股市。
大牛市的基礎之三是中國企業效益的提高。有人說中國企業的制度不好，但這和股市的指數沒什麽關係。在美國有相關指標，比如建築業訂貨和開工率。這些指標的背後其實是鋼鐵、水泥、玻璃的生産，然後是運輸、電力、進口額的上升。現在中國老百姓要住房子，中國建築開工超過全世界的總和。中國各個城市的賓館、飯館被訂得滿滿的，哪個國家的經濟是這樣的？從老百姓的經濟生活就可以看出來，企業的經濟效益怎麽會不好？這和制度沒有太大關係，無非就是企業的效率低一點。此外，中國股改成功，國有股可以出售了，虧損企業也比較容易找到新的投資者，進行資産重組。“流動性過剩”給這些題材的炒作提供了資金條件，這就是爲什麽許多挂虧損帽子的企業反而漲得瘋狂，資産價格取決於預期而不是目前狀況，這在經濟學上也是有根據的。
不必談泡沫色變
經濟學主流派假設，市場經濟是均衡的，索羅斯卻不同意，他相信市場經濟一定會造成泡沫，而且勢不可擋，泡沫出現就會破裂，而恰恰是因爲這樣才有發大財的機會。因爲均衡只能獲得平均利潤率，而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崛起。事實也證明，在一定歷史時期，許多國家出現泡沫經濟和崩盤，只要搞市場經濟，就難以從根本上杜絕經濟泡沫。西方主流經濟學堅持的“理性人和均衡市場”理念，只是一種假設，其理想主義和脫離實際的程度比計劃經濟，有過之而無不及。
很多人往往是談泡沫色變，比如，對日元過度升值和日本泡沫經濟的評價幾乎完全是負面的，但被忽略的是，在這一過程中日本其實已經實現了從貿易大國到海外投資大國的轉型。更爲明顯的例子是美國2000年的股市崩盤。美國因此瓦解了嗎？美國還是照樣稱霸世界。發展高科技的風險是巨大的，但搞新經濟的300多個年輕人通過上市獲得300億美元的資金，有技術但沒有錢的人拿到了錢。泡沫雖然破滅了，但美國戰略和新科技革命卻成功了，全世界的投資者爲美國的科技創新買了單。
大牛市關係到國家發展戰略
無論健康不健康，均衡不均衡，都不能改變中國股市在未來數年的牛市格局，即使有非理性泡沫，也遠遠沒有膨脹到破裂的時候，爲防止未來崩盤，以行政手段“提前引爆”，人爲製造崩盤、熊市，使投資者損失數萬億市值，不僅會延誤了創業板和科技進步，還會被國際資本抄底，使其從中獲得暴利。
這次管理層把重點放在監管和規範方面，而不去管理指數，未來也不對指數負責，這是理智的做法。我們不必執著於指數高低，從個人角度可以關心個股的漲跌，從國家角度，則應該關心一輪大牛市過後，能夠給子孫後代留下什麽東西。把股市看成單純的“賭場”是錯誤的，這不是“零和”遊戲。在過剩的流動性和國家競爭力之間，如果有廉潔高效的審查機制，貫徹正確的國家發展戰略，就會有新的企業和産業創造出來。
在大牛市面前，國家應正確進行宏觀調控，通過積極擴容，把過剩資本引導到國民經濟需要的國防、高科技、環保、建設和諧社會方面來，比如，一部分國有資産可以劃歸社會保障基金，某些優等的教育醫療單位也可以作爲高科技企業上市，免去高昂的醫療教育費用。在股市過熱時，最有效的手段是徵收所得稅。中國股市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和調控餘地。此外，國家還要加強監管，堅持外匯管制，降低投機資本的流動性。真正值得我們擔憂的，是能不能制止腐敗和利益集團的私利膨脹，建立有效的審查和監督機制，堅持不斷地在擴容和資産重組過程中，剔除劣質資産，注入優質資産。只要我們把握重組質量，提高上市公司效益，就可以使中國股市長期健康地發展。
有人擔心，中國股民能不能承受股市下跌的損失？政府要經常向股民提示風險，但不能代替他們做出選擇。實際上，中國股民在經濟力量非常薄弱的情況下，已經承受了最大的一次崩盤，這就是2000年以來4年特大熊市，股指下跌了50%，股票價格實際下跌了70%以上。這已經是歷史上罕見的損失了，大家也承受了。國家和人民所不能承擔的，是泡沫經濟崩潰可能引起擠兌，爆發全局性經濟崩潰，這取決於平時積累社會矛盾的多少，也需要國家有應急的反危機措施，防止股市崩盤影響的擴散。
能否將巨大財富納入強化國家長期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軌道，這是對國家能力的真正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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